“激勵”一詞在第四屆外灘金融峰會有關綠色金融、轉型金融的討論中被多次提及。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指出，“所謂市場的辦法，就是強調激勵機制的重要性，也就是獎懲的重要性。激勵機制能夠引導未來大量的投資，使大家意識到要實現凈零排放。雖然有不同的算法，但資金缺口還是比較大的，這就需要激勵措施，激勵連接著碳配額，碳配額連接著碳排放市場。”

與此同時，一份名為《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轉型的激勵約束與相關金融風險防范》的報告于峰會期間發布，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在解讀報告時也表示，“財政、金融政策的激勵非常重要”。

上述報告提及，“財政政策激勵”可通過政府的公共投資、政府補貼激勵及政府采購激勵等支持綠色低碳發展；“金融政策激勵”更多是基于央行角度，引導市場主體更多支持綠色低碳發展，如相關的金融政策工具，包括央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、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等。

“央行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支持是必要的，其空間和力度與碳價關系密切。”王信表示，如果碳價偏低，可能需要更多央行政策激勵；反之，如果碳價比較合理，能夠更好地發揮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。

從政策協調角度來看，王信指出，這可提高政策有效性，共同推動綠色低碳發展，而綠色政府債券是財政、金融政策共同發力的重要結合點。

我國四領域轉型金融標準正在制定中

為何要推動轉型金融發展？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認為，雖然過去幾年綠色金融取得了長足進展，包括中國綠色信貸市場規模已達到20萬億元，但絕大部分投向了所謂的“純綠”和接近“純綠”的項目，如各種新能源等，因此基本沒有支持高碳企業向低碳的轉型。

據馬駿測算，目前“純綠”的經濟活動約占GDP的10%。“理論上，‘不綠的（經濟活動）’占GDP的90%，這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未來必須向低碳、零碳轉型，因此要有一套政策框架來引導社會資本，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來參與到轉型經濟活動中，這也是關于G20為什么要制定轉型金融框架的大背景。”馬駿說道。

在轉型金融標準方面，王信表示，目前國際社會對其目標、支持范圍、保障機制等內容已達成初步共識，但對概念、支持服務對象等還存在若干分歧。

“現在人民銀行正在組織制定鋼鐵、煤電、建筑建材和農業四大領域的轉型金融標準，之后將根據實際需要進一步擴大轉型金融標準制定的領域。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相輔相成，可有效銜接。完全可以把綠色金融標準制定的經驗用于轉型金融標準，現在各項工作在有條不紊地進行，我們將適時就上述轉型金融標準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。”王信在峰會上介紹了我國制定轉型金融標準的最新進展。

另一方面，從資金投入角度來看，能源轉型委員會主席、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原主席LordAdairTurner指出，每一個類型的國家面臨的挑戰都有其獨特性，國內的儲蓄可能會填補一部分資金，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，可使國際資本流入來支持綠色化發展。

在引入資金的過程中，多邊開發銀行或將在未來扮演重要角色。“對于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融資挑戰，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第27次締約方大會提出，要把所有的資本承諾額，以及實際到位的資源，通過多邊開發銀行提供給發展中國家。”LordAdairTurner進一步表示，這是一種創新的方法，能夠分散并吸納風險。

連接全球碳市場或可緩解融資難

對于全球碳市場建設的探索，也是本屆外灘金融峰會的熱點議題。周小川認為，通過可控連接全球碳市場，使得發達國家的金融力量可通過購買其他市場上的碳配額、碳減排抵免或者碳信用，一部分實現金融的融資轉向。

國際上碳市場分為兩個市場，分別是自愿碳市場和強制碳市場。對此，渣打集團行政總裁、B20金融與基礎設施工作組聯席主席BillWinters建議，自愿碳市場和強制碳市場可實現互聯互通。

“一方面有規模很大的自愿碳市場，可能有幾百乃至上千億美元進入到本來無法獲得融資的項目中去。此外，兩個市場的互聯互通，包括中國和歐洲之間市場的互通，還可提高透明度，可以看到各個政府把碳定價納入到決策中去”。BillWinters進一步表示。

去年7月，歐盟委員會推出“碳邊境稅”征收計劃，今年6月歐洲議會表決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（CBAM）法案，歐盟將對從碳排放限制相對寬松的國家和地區進口的水泥、鋁、化肥、鋼鐵等產品征稅。

在周小川看來，歐洲決定實施的碳邊境調節稅應該返回到發展中國家碳市場，從而幫助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進行減排，以及對森林和土地的保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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